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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万里茶道】茶商情缘
发布时间:2017-08-23

祁县,地处太原盆地南沿、太岳山麓脚下。境内,古代北有贾令驿,为川陕晋蒙通衢;南有盘陀驿,为豫晋蒙要塞。特殊的地理区位,决定了联通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枢纽的历史地位。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,造成了祁县人两种不同的历史命运:一是屡遭战乱之祸的厄运;一是屡兴贸易之盛的福运。1961年古茶道下王庄出土的4613枚方足布币证明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祁县的商贸就十分兴盛,尤其是铸有“祁”字的方足布币,佐证了那时就曾铸币的金融历史。

祁县,到明清时,本土化的移民,紧紧抓住边塞开放的“马市”及军事供应的历史机遇,开创旅蒙贸易,以中原盛产的粮、布、绸、铁器等换取蒙民的羊、马及畜产品。到十七世纪,他们发现蒙牧民对茶叶的需求迫切,且贩茶的利润更为丰厚,故做起了茶叶贸易的大文章。首当其冲的是大盛魁人。 

大盛魁的创始人,是祁县、太谷县近边武家堡人王相卿和祁县城内人张杰、祁城人史大学。三人曾在清康熙王朝费杨古的部队当伙夫、服杂役,随着平定准噶尔叛乱,康熙三十六年(1697)后,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清廷,蒙古地区完全处于清廷管理之下。康熙帝特许汉族商人持照票限制性地进入对蒙地区贸易,不准商人定居蒙古,不准与蒙族通婚,不准贩运铁器……王相卿等三人,抓住这一历史机遇,最早领取照票,抢得旅蒙贸易先机,将原先在杀虎口开设的“吉盛堂”,改设为归化的“大盛魁”。到雍正二年(1724),大盛魁已经占居旅蒙商龙头老大的地位了。

清乾隆初年(1736),大盛魁开始主营茶叶。先是收购茶商的茶货,由自己的“货房子”运销蒙古各地。到乾隆中期(1770——1775),随着买卖城贸易的兴起,大盛魁把茶叶贸易拓展到俄罗斯。为适应茶叶贸易的拓展,大盛魁在祁县古城投资设立“大玉川”茶庄,因在江南茶产地产的砖茶上印有“三玉川”字样,故也叫“三玉川”茶庄。后来又接垫了“巨盛川”茶庄,并接垫祁县裕盛魁钱铺设立“大盛川”票号。这样一来,大盛魁便创造了“茶票”兼营,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模式。据记载,清末民国初年,大盛魁每年运销的茶砖,大约为六千至八千箱,宣统二,三年间曾超过一万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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祁县茶帮,作为晋商的一支劲旅,不仅在县域内百里古茶道留下了歇马店、倒货店、走马老爷庙等诸多遗产,而且创造了“总柜经济、茶票兼营、茶产业化经营、茶品牌化营销、顶身股激励”五大经营管理模式。

所谓总柜经济模式,与现代“总部经济”模式有实质的相似之处。茶商们把总柜设在祁县古城;在江南茶产地设有自己的茶叶收购加工基地;在汉口、赊店及东西两口,直至买卖城(恰克图)设有自己的销售分庄。近日,笔者从吾所研究员畅显明获悉赖惠敏研究撰写的《清政府对恰克图商人的管理(1755——1799)》一文,从中确认乾隆三十五年(1770)领票往库伦恰克图贸易的祁县人达9人,为太原府之最;乾隆四十年(1775),居于恰克图贸易的在册祁县商人达16人,其中西街有张鹏山、范有节、李光宗、白耀斌4人,中街有柳永禧、许鄗、温正有、王国安、范良弼等7人,东街有贾兆履、贾兆祥、程瑗、程宗熹、程滨5人。充分说明祁县茶商在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人数,在1770年到1775年的6年中,从9人增加到16人。同时统计显示,柳永禧、许鄗、程瑗的铺户人数达4人,在晋商人数中也属规模较大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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祁县茶帮,最早在清乾隆初进入福建武夷茶区采办红茶。据祁县茶商手书《行商纪要》记载,福建省建宁府崇安县武夷山办茶处,主要有星村、下梅二处,办小种及工夫大箱可在星村办买;办嫩庄可到下梅办买。岩茶小焙、小种本山上山好茶俱出星村之地,中山下路之茶俱出下梅。到咸丰初,受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影响,在武夷茶区办红茶受阻,祁县茶商转向两湖办红茶。 

祁县茶帮采办黑茶,最早进入湖南安化的年代大约在乾隆中后期,大批进入在嘉庆年间。 

祁县茶帮采办老青茶,进入羊楼洞、羊楼司茶区的年代,与采办黑茶的时间属于同期。

综上所述,祁县茶帮作为晋商的一支劲旅,在昔日的万里茶道上活跃了二百多年,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极其丰富。保护传承这笔宝贵文化遗产,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。